形象化文字的特色自然在构筑形象。中国的古诗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二十个字，就把一幅天地之间万籁无声、幽静寒冷、惟渔翁遗世而独立的画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当真是“含不尽之意寓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寓于言外“，既是汉语的特点，也是汉语的追求。所以汉语文字没有西方拼音文字那种严格的语法规则。就以西方哲学的核心词being来说，在印欧语系中主语与谓语之间一定要用being连接，但是汉语却没有必要使用“是”。汉语中的“是”可以被很多其他的词语取代的。尤其在古汉语当中，系词是在西汉之后才有的，但经常会被省略掉。学过文言文的朋友知道，在古汉语中，名词直接用作动词是一个普遍的用法，名词也可直接充当谓语，中间不必出现系词“是”。例：“荀卿，赵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还原成现代汉语就是一个直接判断句式：“荀卿是赵国人”。但没有系词“是”，丝毫不影响语意表达，反而显得简洁。这放在西方拼音文字中是绝对不可以的。系词作为西方语言和思维的前提条件，是一种预先的标准。没有了系词，语言就不称其为语言，思维就会因无序而混乱。只有系词对主语谓语的连接，整个拼语文字才会形成一套逻辑自显自明的语言。但这种自显于逻辑当中的语言，是中国古代哲人们不喜欢的。并不是说中国语言就不能如西方语言那般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述，先秦名家公孙龙的“名实论”已涉论到西方哲学中的共相问题，墨家也已发展出准形式逻辑论述。但这些在古代哲人们眼里都不是通向智慧的道路，反而会妨碍智慧的领悟。庄子在《齐物论》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思辩是无意义的：“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其意说：百家争鸣的众人却争辩不休而相互夸耀以自胜。所以说这样的辩者只能是各执一词，只见己之是，不见已之非的片面性。那么什么才是通往智慧的道路呢？庄子接着说:“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意思就是说：“谁能知道那在语言之外的思辩，不去声扬的道呢？若是能够懂得这样的道，这就称得上是大自然的仓库了。这种府库，注入多少东西都不会盈满，取出多少东西也不会枯竭，而且不知道它的源流来自何处，这就叫做隐藏起来的光明。”“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就是中国古人智慧思维中的”逻各斯（逻辑）“，但是此”逻辑“不体现在语言文字当中，而是直接体现在人“心”中。中国的禅宗甚至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此心是指”认识心“，需要开悟之后而抵达”智慧心“。开悟的过程就是逻辑思维运用的过程，而语言文字，只是用于启迪此“心”从“认识心”抵达“智慧心”的工具。《老子》，全书只约有五千字，西方哲学任何一派哲学的导论都要比它长。如果按西方哲学的论述方式，此书扩成五万字、十万字都没有问题。但读过《老子》一书的人，想必没有人会反对，这五千字已经把老子哲学的全体深邃而完整地论述清楚了。“含不尽之意寓于言外“——语言不要言尽，要给思考留出空间，这是中国的语言追求，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哲学上，无不贯彻这一追求。所以中国的哲学之意义，是要在语言之外体现的。一个中国的哲人，能够在智慧的道路上走多远？就看他能被启发的悟性即逻辑性有多高？禅宗神秀慧能争六祖之位。神秀立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如果按西方哲学展开论述，此论断为“身心二元论”；慧能立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其中惹尘埃”。如果按西方哲学展开论述，此论断为“心之场论！”不用长篇大论，双方的哲学观点已经表达清楚。比之精密的论述，中国人更接受这样的启示性语言。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 3中国哲学能走西方哲学的路吗？ 西方现代哲学在语言中的沉浸更深，语言哲学业已成为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分析哲学家达米特称：“哲学的出发点是对我们思想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所谓思想哲学 (philosophy of thought)乃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而“思想哲学只有凭借语言哲学才能进行探究”。中国哲学如果走这样的路是走不通的。西方哲学在语言分析的路上已经走了两千多年，积累了丰厚无比的理论知识。中国哲学如果也学着语言分析，无疑是邯郸学步，反而丢失了自己的特色与使命。
中国哲学的特色是什么？当代西方学者郝大维(David L. Hall)与安乐哲（Roger T. Ames）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论述，认为双方是“理性（或逻辑）秩序”与“审美秩序”之间的差别；郝、安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以追求理性秩序为其首要特征，而中国古典哲学以考虑审美秩序为其优先性。安乐哲认为：“审美秩序”是包容性的（inclusive）和非化约论的（non-reductionistic），它同时具有情感和理性的维度；它强调情感的维度，但并不排斥理性的维度。“理性秩序”则不一样，它要么排斥（exclude）情感和审美，要么就是降低其对理性的重要性。在“理性秩序”那里，情感和审美是不可信的，因而是微不足道的，是应该加以摒弃的东西。美学可以作为一种超验的最高哲学精神存在吗？其实在西方哲学中尼采就曾经认为美学可以取代上帝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的。尼采看到了西方宗教信仰在科学的崛起中衰落，从而喊出了“上帝已死”。对尼采而言，上帝已死寓示着本质上否定生命的基督教伦理会被一种肯定生命的哲学所取代。而在人类的核心价值问题上，尼采认为美学最有希望替代宗教，成为新的价值基础。中国哲学就是一种肯定生命的哲学，是一种以美学为内核的哲学。庄子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地之美、四时之法、万物成理都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同一主题当中。这种哲学必将肯定生命，启迪人生。中国哲学的启迪实际上有两次中断，一次是《易经》的启迪，产生了诸子百家，但中断于秦的王权统治；一次是“王阳明心学”的启迪，唤醒普通百姓的内圣精神，但中断于满清统治。所以中国哲学对中国人的启迪作用尚未完成。今天，我们仍需要坚持完成这一启迪，让苦苦挣扎于信仰沙漠，功利塞心的国人，得到一捧智慧的泉水，洗涤心灵，明心见性，从新构筑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家园。
